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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的贾妍老师开设的“美索不达米亚艺术与文明”课上的优秀作业，作者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本科生董思奇，获评2021学年秋季学期优秀作业奖。
在本文中，作者介绍了出土于叙利亚马里遗址的艺术品，马里贝壳铜帽滚印。从滚印的出土背景、史料价值和其图像学意涵三方面，作者向我们展示了该艺术品背后丰富的文化和历史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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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1408
马里贝壳铜帽滚印
董思奇
考古文博学院 2020级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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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名
马里贝壳铜帽滚印（Cylinder seal with a seated deity and vegetation deities）
出处
叙利亚马里遗址，无名神庙
出土文物编号
M.2734
时期
阿卡德时代晚期，约公元前2220至公元前2159年
大小
主体高4厘米，含帽高6.1厘米；直径2.8厘米
材质
主体为贝壳，两端附有铜合金帽
馆藏
叙利亚国家博物馆，馆藏号2184
一、出土背景
该贝壳铜帽滚印出土于幼发拉底河西岸的马里城邦遗址（Mari），今叙利亚哈里里丘（Tell Hariri）。马里城邦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美索不达米亚中心城镇，它坐落于帝国北部边缘与地中海临近的交通要道上，因发展沿途贸易和转运业而兴旺繁荣。公元前2900年至公元前1759年，在漫长的一千多年历史中，曾先后被苏美尔国王、阿卡德国王与巴比伦国王征服并统治。自1933年法国考古学家安德烈·帕罗（André Parreaux）在该地发现马里王宫以后，考古工作几乎不间断地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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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马里古城地理位置（Zainab Bahrani, Mesopotamia Ancient Art and Architecture, Thames & Hudson Ltd, 2017, pp. 64）
马里古城保存了极为丰厚的文化遗存。马里王宫因出土了多达25000块被称为 “马里王室档案”（Archives royales de Mari）的楔形文字泥板而闻名[1]，此外，亦有大量装饰华丽的神庙遗址。这件贝壳铜帽滚印即是发现在其中一座无名神庙中的遗物。由于出土地点的考古环境没有提供足够的材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它所承载图像内容的判断和释读；但在诸多从马里现场发现的阿卡德滚印中，该件滚印保存最完好，提供信息最准确，具有相当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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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马里王宫及神庙布局 ca..2550-2159 B.C. (Art of the First Cities: the Third Millennium BC from the Mediterranean to the Indus,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03. pp.136)
二、滚印所谱写的历史
从外观上看，这件滚印呈圆筒状，印章主体为贝壳质地，上下两端各有一铜合金帽。主体高4厘米，含帽高6.1厘米，直径2.8厘米，表面凹雕仍清晰可辨。贝壳硬度较软，易于雕刻，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滚印制作的常见原料之一。[2] 这种圆筒状或圆柱状，表面有雕刻图案或文字的滚印是美索不达米亚艺术与文明的独特产物。它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中占据了约三千年的时间，从苏美尔时代一直流行到波斯帝国，直到大约公元前5世纪时，墨笔书写在莎草纸和羊皮纸上的亚兰语取代楔形文字成为了近东的混合语，滚印的历史才宣告结束。
滚印具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从它们的地理分布中可以窥见一些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贸易交往情况，对印章上图案或文字的释读则有助于了解某时期宗教、神话、服饰、建筑、造型艺术等方面的信息，印章本身的质料和工艺亦是考察雕刻技术发展变化的重要线索。在这件滚印所生产和使用的时代——阿卡德时期——滚印艺术发展到全盛期，题材丰富，镌刻精美，主题、图案、风格都有一定革新。印章雕刻者的技艺以及他们在构图方面的天赋，建立了美索不达米亚雕刻艺术的新标准。[3]
此外，滚印的价值还体现在它在考古类型学方面的作用上。除能够提供出土地层时间上的信息，滚印还具有出现频率高、分布广的特点，有比较清晰的演变规律可循。根据其材质、尺寸、形状、工艺、风格、图像内容等进行型式划分，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有利于建立起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并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研究文化的演变传承。
三、图像解读
马里贝壳铜帽印章体现出明显的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阿卡德传统。印章上的图像为宗教主题，共刻画了四个神人形像，均以侧身侧头的形式呈现，带有较明显的叙事色彩。图像中部偏右处一名坐于山上的男性神明构成了整幅画面的焦点，整组图像均围绕其展开。该男子身着簇绒裙、头戴角冠，蓄胡，右手持有权杖，为典型苏美尔神的形象。其身下山体经风格化处理而呈鱼鳞状，两侧生长出细长脖颈、口喷水流的动物，两名长发女神分别自水流中浮现而出，面向坐神作敬献动作，其中一人手持敞口容器，一人手擎一长柄物，形似某种支架或植物枝条。值得注意的是，二者衣裙的表现方式与其脚下的水流保持了一致性，裙上的水纹与水流融为一体，呈现出自水中生长而出的视觉效果。这并非特例。年代相近的一件那拉姆辛石范残片（Mould fragment with a deified ruler and the goddess Ishtar）上（图3-5），同样呈现出这种女神自水中生长而出的图像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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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5 (Art of the First Cities: the Third Millennium BC from the Mediterranean to the Indus,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03. pp.206-207.)
在石范残片中，坐于高台上的伊什塔女神（Ishtar）抓住王那拉姆辛（Naram-sin）的手腕，将牵引着高台下众人与神的绳子（Rod and Ring）递交予后者，以彰显帝国神圣王权的合理性与强势性。高台下不戴角冠的二人为被征服的敌方首领，另有三人头戴角冠，手持托盘敬献，属地位较低的小神。其中两名男性身形较为高大，下裙与风格化的鳞状山纹相接，女性则身形略小，衣裙与水纹相连。[4] 不少学者据此推测其身份分别为山神和水神。这或许可以为贝壳滚印中女神的象征意义解释提供参考。对女神身份的另一种解读则将其视为植物女神：女神身前背后长出茂密的植物枝干，与其融合在一起，意味着女神是植被的化身，而坐神座下流出的水流正是植物生长所需的水分。女神仰赖中心坐神而拥有生育能力，从而做出向其敬拜的动作。[5]
两颗星星图案填补了坐神面前的空间。在楔形文字中，星号代表神符（dingir），是神性的象征。而关于星星所表征的坐神身份，有多种不同说法。有人将其解释为天神安努（Anu），即居住在被称为“阿努天国”（AN）中的至高神；也有人认为星星只是用作补白的一种构图性元素，而神的身份则更可能是掌管沃土、淡水与智慧的恩基（Enki）。亦有观点提出神的身份是来自叙利亚神话体系的“EI”[6]。但由于图像中的坐神既未表现出美索不达米亚艺术语言中象征恩基神的标志性肩部流水图式，亦不能辨别出任何一种指征性清晰的特征，这几种说法均尚处假说阶段，无法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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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恩基神（Enki）掌管的界域为阿普苏（Apsu）。在苏美尔文明的宇宙观中，阿普苏地处地界与冥界之间，自天地未开时就已经存在，代表生命之水，有生命、丰收、智慧之意。恩基神在图像中往往以肩部向外涌出两股水柱的形象出现。（Zainab Bahrani, Mesopotamia Ancient Art and Architecture, Thames & Hudson Ltd, 2017, pp. 131）
以坐神为核心紧密联系起来的三神组合之外，图像左侧的一个男神形象打破了画面的对称性。男神上肢裸露，下着长裙，同样蓄须且头戴角冠，但手持长矛，抬起左脚踏入左侧女神所处的水流之上，似乎传达出向右侧行进的态势。这个人物图像所表达的涵义可能与“神战”相关。众神之间战斗的主题在阿卡德时期的滚印艺术中颇为流行，这种题材很好地贯彻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创世史诗中关于神的观念，即神并非不死之神，在特定的情况下亦可能受到伤害。但遗憾的是，艺术史家对大多数争斗场景都难以做出具体的阐释。这或许表明，此类神战景象很可能并非是在展示某些具体形象之间的特定冲突，而仅仅是象征性地表达一种对立存在的观念。[7]
文中注释
[1] 拱玉书：《西亚考古史》，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62页。
[2] Art of the First Cities: the Third Millennium BC from the Mediterranean to the Indus,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03. pp. 145-146.
[3] 于殿利：《巴比伦与亚述文明》，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40页-第744页。
[4] Art of the First Cities: the Third Millennium BC from the Mediterranean to the Indus,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03. pp. 206-207.
[5] ibid., pp. 220-221.
[6] Ebla to Damascus: Art and Archaeology of Ancient Syria,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Traveling Exhibition Service Washington, D.C. 1985. pp. 223.
[7] 曹明玉：《两河流域地区争斗场景滚印的初步考察》，引自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 [编] . 《东方研究·古代东方文明专辑》，2007年。
参考文献
[1]. Art of the First Cities: the Third Millennium BC from the Mediterranean to the Indus,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03.
[2]. Ebla to Damascus: Art and Archaeology of Ancient Syria,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Traveling Exhibition Service Washington, D.C. 1985.
[3]. Jeremy Black & Anthony Green, Gods, Demons and Symbols of Ancient Mesopotamia, The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2.
[4]. Joan Aruz, Kim Benzel, and Jean M. Evans, Beyond Babylon: Art, Trade, and Diplomacy in the Second Millennium B. C. ,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and London, 2008.
[5]. Zainab Bahrani, Mesopotamia Ancient Art and Architecture, Thames & Hudson, 2017.
[6].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东方研究·古代东方文明专辑》，2007年。
[7]. 拱玉书：《日出东方——苏美尔文明探秘》，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8]. 拱玉书：《西亚考古史》，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
[9]. 于殿利：《巴比伦与亚述文明》，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编辑 中华
校对 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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